中国发展方式转型原因？
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上的；这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外需依赖型和不平衡性特征。 什么是外需依赖型呢？
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常项目是顺差的（也就是出口大于进口），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转变成了逆差，也就是说从那时起我国开始依靠投资和信贷泡沫刺激经济来维持GDP的增长。
所谓的不平衡性是指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具体表现为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东向流动，使得东部的CDP总量增加更多，占全国GDP的比重更大。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会有这样一个转变呢？我认为是因为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手段，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而我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增长正是得益于凯恩斯主义在我国的具体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向调节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是凯恩斯本身是一个悲观的经济学家，他所说的市场失灵指的是总需求管理失效即政府的支出需求和税收政策不足以引起有效需求的增加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水平。然而在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存在的是总供给管理失效问题。于是我国增加了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同时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即所谓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这里不讨论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只是说明我们的政策导向是为了满足凯恩斯主义关于充分就业的假设条件以实现经济运行的均衡）。
在这里，凯恩斯主义发挥了作用并且达到了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凯恩斯主义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凯恩斯主义不是万能的，它也有自己的短板。就是当宏观需求过大的时候，凯恩斯主义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于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我国经济出现了产能过剩、国际贸易顺差等问题。此时凯恩斯主义再次被应用，只不过这次是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收缩过热的总需求。
当然凯恩斯主义并不是独霸天下，在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其它经济学派。例如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就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大型市场和资源配置机制，这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体现。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遵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因为新自由主义提倡的自由放任主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
因此凯恩斯和新自由主义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学派在中国都有一定影响且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中国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积累、劳动力和资源与能源投入等要素投入。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且过去长期积累不足，劳动力、土地和资源与能源等要素成本较低，这种过度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在改革开放后取得经济增长成就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这种增长方式又是不可持续的。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和经济发展，劳动力、土地和资源能源等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在持续下降，同时成本却不断上升。
以农业为例，尽管中国农业在过去的30多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粮食产量取得了持续增长，但过度依赖化肥、农药等资本品投入，导致农业边际产出不断下降、农田养分逐渐失衡，水资源污染和土地退化严重。全国7省（区）360个土壤剖面样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农田土壤全氮与有机质贫瘠化指数分别达到57.6%和57.1%。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是中国最主要的三大粮食产区，其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分别占全国的55%和69.5%。在这三个粮食主产区中，中度和重度潜在酸化耕地面积占比分别为8.8%和12.4%，且分布区域正在逐步扩大。
在工业和服务业中，中国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1倍，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4.1倍，日本的7.7倍，能源利用效率总体偏低。2000--2010年，中国的能源产量和能源消费量分别增加了116.73%和136.67%，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规模的增长速度。这种高能耗的增长方式，也使中国环境恶化的状况日益突出，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大幅度增加。过度的资源和能源投入造成了严重的空气和水资源污染。
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造成了中国住房、医院、学校等民生产品短缺的同时，出现了大规模的浪费和闲置。例如，由于住房市场投机严重，全国各城市建成区空置房屋面积从2003年的8989万平方米，增加到2008年的2.98亿平方米和2012年的4.18亿平方米。由于缺乏监督和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行政和司法等机关，导致行政机关和财政供养人员的行政楼、办公楼、会堂及其公务用车严重超编和豪华奢侈。据各地和有关部门披露的情况，全国660多个市（地）中，80%的市（地）建有自己的礼堂或会堂；全国5万多个乡镇中，70%的乡镇建有礼堂式会堂等工程。这种高能耗、资源投入、环境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为了保持中国未来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必须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节约型、少污染、高产出、高效益的资源-能源更有效配置方向转变。
